在孙中山设计的三民主义中，民权是社会本位的，是要消除个人本位的人权观念。

②目的不同，行政强制执行是为了强制相对人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而其他行政强制措施是为了保障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既包含执行法律或行政决定的因素，也包含着预防、制止危害行为或事件的发生或蔓延的因素。用‘行政影响措施（或行政保证措施）这一名称是很合适的。

该书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为了预防、制止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产生而采取的限制个人、组织人身、财产和行为自由，使其保持一定状态的手段。一种理解是，汲取日本行政法上即时强制、强制调查理论来解释我国实定法上的行政强制措施。该书从确保行政正常运用的目的和强制应有的状况出发来掌握全局，并考虑到某种程度上说明的方便，将以强制为背景的行政调查、行政上的即时强制、行政上的强制执行三者作为行政上的强制统一起来。因为其仅为警察行政领域使用的手段，还不具有一般性，而停留于行政法各论层面，属于警察行政法上的内容。这种措施是与实施行政违法行为相联系的，是对实施了行政违法行为的主体实行的，其本身不是行政责任措施，但它们保证着实行行政责任措施的可能性，并通常作为实行行政责任措施的前提。

或许正因为有如此认识，即时强制进入了行政法总论。三、《行政强制法》上的行政强制措施 早在1988年，国务院法制局就启动了有关行政强制的立法工作，但当时仅限于集中规定行政强制执行问题。本文并非尝试制度重构，而是在现有的政治和法制基础上，借助行政机关的能力辅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议案也大多由国务院提出。本文首先将根据中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证成合宪性审查权力和职能可以分属不同的主体，为行政机关发挥合宪性审查辅助职能提供空间。将合宪性审查的权力通过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是议行合一结构使然。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是因为行政机关仅将合法性作为执法标准。

因此，行政机关立法时有义务审查草案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及是否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它们在国家机构框架中具有更加独立的组织地位。

实务中大量的法律议案是由国务院提出的，协助起草的部委机关客观上比较熟悉有争议的法律条款。这一职能就可以由全国人大在行的层面适当分配。从法规范看，《立法法》第99条既然将国务院作为提请合宪性审查的主体之一，那么以国务院为首的行政机关就有权质疑特定法规范的合宪性。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性治理表现为即事性和即时性。

法国国务院成立于18世纪晚期，而法国宪法委员会到1985年才成立。这些国家或地区坚持传统的议会主权，同时又逐渐意识到法院在基本权利保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为本案执法依据的《条例》实际上赋予了行政机关裁量权。功能主义权力配置观的要点在于功能—机关的明确勾连。

分离合宪性审查的权力和职能也符合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即必须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在议的层面，合宪与否的最终判断作为合宪性审查的权力保留在人民手中。

而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本身具有极强的立法关联性。同理，行使合宪性审查的职能不是代替，而是辅助全国人大作出合宪性判断。

党的十八大以来执政党深度融入政府体系，形成了党政一体双轨的复合结构，确保了党的执政领导权。在法律层面，合宪性审查主要涉及法院在审理个案遇到合宪性疑问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条例》立法的初衷是建立透明政府。国务院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人大、国务院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唱一台戏，分工不分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7年的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就将备案审查等同于合宪性审查。

第二，将行政裁量作为依宪行政的切入口无需对相关法律规范进行修改。据此，行政机关理解执法依据时首先要遵循传统的解释规则，寻找明确表达的或隐含于文本中的立法意图。

起草法案的部委机关则更多地从专业技术的视角为法案的实践场域提供技术专业意见。《条例》第18条要求行政机关起草法案时审查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是否遵循立法法确定的立法原则。

提案人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之间将形成一种反馈循环效应：一旦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得出不同结论，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法案的过程中，提案人就需要回应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质疑，进而使得更多人大代表在一个更加常态化的基础上讨论和争辩草案涉及的合宪性事宜。而另一些情况下就可能以非正式规则代替正式规则，甚至还对正式规则予以非正式运作。

起草机关本身对法律议案还负有合宪性审查义务。与立法机关存在模糊关系的政党结构是形成连贯政策的关键。无论是申请行政复议还是信访案件，当事人都可能对执法依据提出合宪性争议，或相关部门在审查合法性时主动意识到执法依据存在合宪性异议。全国人大对合宪性审查享有终极的、完整的权力。

合宪性审查职能的分工是为了权力主体更高效地作出宪法判断。此外，人大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很大程度上是人大内部党组织对行政机关内部党组织的监督。

但行政机关为了达成行政目的，往往忽视执法依据的立法目的，于是发生一系列侵害基本权利的事件，如孙志刚事件 天价信息处理费以及疫情期间西安孕妇流产事件等。由于相关部委回应的都是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出的具体质疑，这就可能比原来的合宪性声明更加详细、更加有针对性。

这也是《立法法》第99条区分要求和建议合宪性审查的实践意义——避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量过大。天价信息处理费便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

实践中，备案审查职能还进一步在人大系统内外进行分配。该机制的建立可在一定程度上激活国务院提请合宪性审查的权力，基于具体争议展开合宪性审查也弥补了我国主要以抽象审查为主的制度局限。李某所在街道办事处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7条以及《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第5条，通知李某须缴纳154700元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得其申请公开的材料。（二）案件筛选与启动合宪性审查提请权 《立法法》第9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审查的要求。

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参照《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行政机关的机构定位和机构特点恰好凸显其行使合宪性审查职能的优势。

我国大概有80%的法律议案是由国务院提请的。首先，《条例》没有明确规定全体村民的拆迁补偿协议是否属于信息公开的范围，但《条例》第21条要求主动公开涉及土地征收、房屋征收方面的政府信息。

另一方面，在党政结构下行政机关必须非常透彻地领会党的政策，同时行政机关还实际参与了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其提出的合宪性争议解决方案更可能与立法的源头思想契合。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关中，中国共产党普遍设有党的基层组织，并广泛设置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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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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